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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百年发现保卫“南海”史(一) 之一
作者:独木舟 日期:2009-06-17
从历史纵深来看，南海种种，不止于一时一地之争，也非一船一兵之争，也显现出中国500年对待海洋的态度的累积与演进。
重新发现或认识南海，是近代中国最大的转变之一，当“海防”，“海军”，“海权”成为这个农耕国家频频运用的词汇时，南海才具有了现代的意义
清朝如何保卫南海的
1909年，南海东沙岛被日本人强占，激发了大清上下捍卫主权的热情。清政府不顾自身嬴弱，毅然宣示主权，维护领土的完整。李准，也因缘际会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南海各岛宣示主权的海军将领
对大清陆军部练兵处来说，1907年的夏天忙碌而激情。提调姚锡光和他的一帮同仁们，奉命拟制海军规划。他对重建海军的美好愿景，还有未来大清的制海权思想，均在这里得到了体现
南海 南海
内文导读——
攻陷马六甲：扼住南海的咽喉（杨仁飞） 海水到处有华人——马六甲的守望（莫家浩）
1511年，马六甲城被葡萄牙攻陷。对中国人来说，马六甲的沦陷使得扼守南中国海的门户彻底暴露，中国控制马六甲海峡的海洋时代结束了
1549年春，闽浙提督朱纨被指擅杀96名涉嫌走私的福建百姓，愤而自杀。然而时至今日，以世界眼光重温这段历史时，我们突然发现，曾经臭名昭著的“倭寇”并非地道的日本海盗
“兰芳”，不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，而是200多年前一群中国人在数千里之外的热带海洋岛屿上建立的自治体。他们在完全没有祖国支持的条件下，以惊人的意志，顽强求生
[资讯] 中国海洋法观念变迁 人类对海洋的四次分割
明朝人所绘制的抗倭图
马六甲海峡效果图
南海再次成为焦点。
这块350万平方公里的蓝水，必须放在更广阔的地域环境和更辽远的历史背景下来打量，其中中国的角色，才更为清晰。
如果从长时段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，则南海的种种问题，不是一时一地之争，也非一船一兵之争，而是中国500年来对待海洋的态度和海洋政策的累积性延续，这期间既有种种错失的机遇，也有勉励而为的努力。
毫无疑问，自唐宋中国航海技术大发展以来，中国是南海区域最重要的海上势力，中国商船频繁往来于南海各个港口。作为南海出入印度洋的咽喉——马六甲，也在中国掌控之中。但自1511年葡萄牙人攻陷马六甲之后，西方人纷至沓来，而这一过程，又恰好与中国主动放弃远洋，采取保守的“海禁”政策的时间段相吻合。“西进东退”不仅仅反映在贸易方面，更在于对南海控制力的消长。在此期间，民间势力曾经历过巨大的反弹，盛极一时的东南沿海海盗的主力，即是由闽浙两省不顾禁令，努力下海的渔民构成。而飘零在南海周边区域的华人移民，更凭借其吃苦耐劳的本性，创造出辉煌的成就。
但这种失去国家支持的民间努力，无论如何也无法抗衡以工业化为支撑的西方海贸体系。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即是其最典型的代表，这种以国家力量为支持，以垄断利益为导向，以商业贸易为手段，以武装拓殖为辅助的大型商贸公司，轻而易举地击垮了东亚海域的各种农耕势力，一度主导了南海区域数百年间的历史走向。
在一个习惯了农耕的国家里，海洋总是处于从属，处于边缘的地位，万里海疆是阻碍，是隔阂，还是对外部世界侵扰的自我保护。但这一情势自整个世界转入海洋时代而一举扭转。海洋日渐由边缘走向中心，晚清历史的种种阵痛，无不是伴随着西人自海而来的历程。可以说，重新发现或认识南海，是近代中国最大的转变之一，当“海防”，“海军”，“海权”成为这个农耕国家频频运用的词汇时，南海才具有了现代的意义。
从这一点讲，发现南海就具有了双重意义，一层是地理发现，一层是观念发现。这种发现，至今仍在延续。
1433年：南中国海的拐点
如果说南海对于宋元而言，是商贸之海、利益之海的话，那么，对于明初而言，则是礼仪之海、朝贡之海。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，代表了南海不同的走向。
文/国家历史记者 杜兴
公元1433年，也就是宣德八年，正月上元节，北京西苑照例举办灯会，明宣宗朱瞻基带着皇后和太子陪太后亲临，文武群臣及外国驻京使节也前往观看，一个叫杨士奇的大学士还献上了十首颂德诗。
这一年是个平淡的年份。虽然河南、山东、山西等地开春少雨，但很快得到官仓赈济。贵州和广西的两支“乱蛮”，在五六月间被官兵轻而易举地平定。中央政府差人到黑龙江口的奴儿干都司重修永宁寺碑，再次确立疆界。为了提高统治效率，八月，朝廷一举裁汰了77个冗余的京官，并考察本科、前两科进士及一些外省官员，“拔其优秀者备用”。明初尝试向地方派出巡抚，其职责也在这一年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。朝廷重审并赦免了五千多个囚犯。“宣德通宝”开始铸造。皇帝下令维修了京城那座五十米高的白色佛塔。已被传抄多时的《剪灯余话》在该年有了首个刻本，这部讲述世俗婚恋及人鬼爱情的短篇故事集，影响了包括《聊斋》在内的一批最能体现明朝市民文化的通俗小说。
凡此种种，无不显示中华帝国的富强和活力。这一年，朝廷一次就向景德镇御窑厂下达了四十多万件的烧制任务，其中的大多数瓷器，是使用了从南洋引进的“苏青”、“勃泥”等色料而更加翠爽的青花瓷,它们代表当时世界上最精湛的工艺，也是海洋贸易市场最紧俏的商品。
是的，海洋——如果选取更长远的时空背景考量1433年，一些与海洋有关的事情，却使繁荣延续的明朝有了另外一副面孔。比如郑和之死。
出海
1433年3月9日，明朝正使太监郑和率领船队，从此次远航的目的地忽鲁谟斯启程返国。这已经是他第七次出海。这一年四月，在海上漂泊多年的郑和死于古里，随即被随从安葬在今印尼爪哇岛三宝垅市，一个时代由此结束了。
“亚洲铜”，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诗人，对雄踞欧亚大陆东部、濒临西太平洋的中国的隐喻。的确，“黄”是它的主色调。但是先祖们很早就认识到，蔚蓝色的海，意味着“鱼盐之利”、“舟楫之便”，浩瀚的大洋里蕴藏食物和珍宝，也是通道和生存空间，“历心于山海”才能使“国家富”。公元前222年，大败楚国的秦军南征百越，次年统一华夏，在后世的历史学者看来，这或可说是黄色内陆文明最终战胜了以鱼米为食、以舟楫为兵的蓝色海洋文明，自此奠定了农业中国的大势。
但中国从未停止过出海的努力。受秦始皇资助，徐福率领一支满载五谷种子、数千青年男女及工匠的大规模船队“东渡”，无论是否去寻仙药，此举都算是有组织的海外拓展。东汉，海上丝绸之路已绕过印度半岛，通航罗马。三国时期，孙吴政权越过海峡经营台湾，并派遣官吏向西探索新航线。隋朝开运河，贯通南北以利水上交通。
海洋贸易的兴盛是“盛唐气象”的当然表现之一。初唐就设立了专门机构，管理船舶、商人并征税。“海外诸国，日以通商”，其中一条被记录的 “夷道”，从广州出发，经过南海远达波斯湾、红海和东非沿岸，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约14000多公里。
宋代的经济中心南移，东南沿海地区成为经济命脉所在。不只如此，沿海居民纷纷弃农下海，内地的许多商人也加入其中。当时有人感概，“数十年来，习始变，舟楫极蛮岛。”依赖交换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，元世祖忽必烈立即着手恢复海外贸易，“每岁招集舶商，于番邦博易珠、翠、香货等物，……听其货卖”，而且“击缅甸、击爪哇、击占城、击日本，殆无虚岁，……利其所有耳。”对于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，元朝给予了“所在州县并与除免杂役”的优待。
宋元商品经济的勃发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丝绸、瓷器、茶叶等商品，它们经过手挑肩扛和车马舟船的运载，汇集到各个港口，装上随季风而来的船只。其时的海船“浮南海而南，舟如巨室，”能储备数百人一年的食粮，指南针的发明更推动了远洋航行。
在一个叫马可·波罗的欧洲人的描述中，十三世纪的泉州“宏伟秀丽”，船舶往来如梭，商人云集，货物堆积如山。他惊叹道：“此诚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……几难信有其事。”而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确证，当时，一个活跃的贸易网络连接东北亚、东南亚、印度西海岸乃至波斯湾的各个港口，他们甚至将这个贸易兴盛阶段命名为“泉州时代”。
1402 年，朱棣攻下南京即位，他不惜“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”，调浙江、福建、湖广等五省府县优秀造船工匠四百余户来南京造船。1405年开始，郑和率领一支两百多艘船、两万多人的庞大船队，“云帆蔽日”，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印度洋上，开始了帝国时代的最后海洋行程。
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，其时的明朝海军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，甚至同时代的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，都无法与明海军匹敌。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，这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威慑力量，而南海当然也在这股力量的控制之下。
文章来自: 腾讯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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